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禁毒研究》第三卷“域外撷英”模块的第二篇文章——《美洲地区毒品政策与毒品政治》评介。快来围观吧~

  摘要

《美洲地区毒品政策与毒品政治》(Drug Policies and the Politics of Drugs in the Americas)由拉巴特(Beatriz Caiuby Labate)和罗德里格斯(Clancy Cavnar Thiago Rodrigues)共同编著。拉巴特拥有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州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心任职教授，同时为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经济研究和教育中心毒品政策研究计划的访问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新精神活性物质、毒品政策、萨满教和宗教仪式等；罗德里格斯是里约热内卢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国际关系教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其主要研究领域是贩毒与安全问题、拉美安全和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1]

该书在首章中对美洲多年来的禁毒政策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本章节甚至是该书的核心观点：美洲众多国家一直以来推行的毒品管制制度，其在外在控制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但究其本质，这些制度都只是“最成功的失败”。该章节作为该书的总领章节，通过福柯[2]“生命政治学”为其观点做了理论支撑，以生命政治学的方法对毒品管制制度进行了分析，正如书中所说：“毒品禁令催生出了政府众多对犯罪和种族隔离的干预力量，政府工作渗透到公众生活和个人健康的方方面面，管理着整个社会和国家。简言之，这个管制制度是由一系列危险性不同的行为的镇压活动，以及大量致力于保障公共健康和公众生活质量的政策组成的。我们认为，毒品管制制度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策略，以管理和纠正每个社会成员和他们的行为为己任。这种理论将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连接交往的规则视为集体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说集体的特殊组成部分并同时对二者加以规范。”而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毒品管制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惩罚和法律制度也是福柯生命政治学中的“规训”或者说“惩罚”的一种，这种管制和惩戒制度通过外在的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其实施，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吸毒者比作中世纪反抗国家酷刑的社会底层大众，虽然二者在外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内在却有着确实的联系：在中世纪之后，酷刑不仅通过其公开性和暴虐性保证着国王的权威，而社会大众也希望国家能够利用这种方式对社会进行管理，震慑小偷、强盗和其他不法分子，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他人侵犯。与此相对，一方面，因为毒品本身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吸毒者们希望国家通过强制力（包括人身强制和其他方面的强制，如对他们的财产进行处罚）对他们和他们的同类进行管制和惩罚，并通过这种公开的惩罚达到警示自己和其他吸毒者的目的，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自己会受到这种公开而严苛的惩罚，并再去承受另外的痛苦。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毒品管制制度是一项“最成功的失败”呢？一方面，它是失败的，我们通过建立起毒品管制制度和相关的惩罚体制，试图将毒品问题彻底消灭，更是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整个美洲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毒品战争”[3]，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百年来对毒品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打击和控制活动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成效。这些受管制毒品催生出了二十世纪初最早的一大批针对非法精神药物的禁令，当然这一大批禁令在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如今毒品政策的一小部分。从最初的国家反毒品禁令到第一条国际禁毒条约的签订，到现在种类庞杂数量繁多的针对各种毒品和潜在毒品的法律法规和条约的出现，众多针对毒品潜在市场的犯罪组织也不断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暴力活动猖獗，从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到喧闹的街道，从贫民窟大都市，无一不被毒品犯罪活动萦绕。”毒品活动没有被消灭，反而在世界各地愈演愈烈。当然，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成功的，正如书中所言，“这些工作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它们塑造了禁毒工作的主体，建立了各种制度，巩固了既成的行为模式，并且还建立或者说重建了相关的禁毒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永无止境的失败的毒品管制制度却是一项巨大的成功；当然这个成功虽然不是它宣称的那种成功，但是它确实制造了许多的赚钱机会，控制和打击了一些恐怖活动，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持续不断地给其他国家制造着抓捕、控制和杀死一些属于特定社会组织、种族和国家机构的人”。也就是说，从制度的建立和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我们的毒品管制制度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当然，毒品管制制度的作用不可这样一言以蔽之，就毒品所造成的社会负面效果来看，对毒品犯罪活动的打击不仅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考虑，作为各种犯罪活动（如洗钱、抢劫）的上流犯罪，各国政府也通过毒品犯罪活动牵连出其他相关犯罪，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打击犯罪的效率。再者，基于社会大众整体生命价值和使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发挥更强作用而建立的，与毒品相关的公共卫生体系也在提升着作为国家整体生命体系的社会大众（包括吸毒者在内）的生命质量，通过这种提升，国家权力可以发挥出更强的控制力和威慑力。

提到美洲，就不能忽视美国对整个美洲毒品政策的影响，于是，该书的其中一个研究重点便放在了美国的毒品管制制度，尤其是毒品战争策略对其他美洲国家的影响。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能够看到美国的影子，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按照美国的想法来进行自己国家的毒品管制活动，而这些国家毒品政策的制造者和执行者们对美国毒品政策的抗争本身也构成了这些国家毒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毒品战争”策略最早由美国开始推动实施，当然，这种称谓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所谓的“战争”应当是在若干国家之间进行，至少存在几支全副武装的队伍，这些队伍通过武装行动争夺资源或者是占领土地。但是针对毒品犯罪活动的“战争”却是另一幅场景：“它发生在大城市贫民窟的小巷中，贫穷农民种植非法作物的田地里，也发生于警察和经过精英级训练的特种部队共同与全副武装并且富可敌国的大毒枭对抗的战役中和警察们突袭年轻而贫穷的黑人犯罪分子的行动中。”而美国在这场战争在国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后，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一策略推广到它周边的其他国家。

以墨西哥为例，早在波菲利奥[4]执政的独裁时代，美国的政治家和安全官员就开始对墨西哥本身存在许久的“毒品灰色地带”[5]发起了挑战。他们破坏了墨西哥地方政府和毒枭们微妙的“默契”，也迫使着墨西哥中央政府做出实际行动打击本国的毒品犯罪活动；而从1910年前后，美国执法者们则开始在美墨边境打击跨境贩毒者，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秃鹰行动”[6]之后，墨西哥陷入了大毒枭与政府不断斗争的泥沼。

当然，各个国家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发展情况的不同，决定了美国虽然作为一个具有很强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去发动席卷全美洲的毒品战争，但是却很难完全主宰某个国家的毒品政策。正如书中首篇文章所写的：“毒品战争策略既是美国对拉美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安全指令，也是福柯国家治理策略在这些国家的实践与发展。这不是某一个国家单一的职责，也不是美国政府强加在这些国家头上的义务。契合着当地的各种歧视[7]、经济发展动力和政治目的，毒品管制制度已经在这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扎下了根。这种国家和国际力量间的复杂关系使我们美洲大陆的药品管制制度成为了一个复杂的且不断变化着的历史。”正是这种差异性才能让各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充分发掘与本国禁毒政策息息相关的各个抽象层面的缘由，并从其中归纳出与整个美洲毒品管制制度和禁毒政策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

由于美洲国家众多，无法在一本书中完全列举，故该书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十八位美洲本土学者对各自国家的毒品问题、禁毒政策以及毒品管制制度进行的分析，产生了十四篇文章。其中包括对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牙买加、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分析。除此之外，书中还引入了一篇与美国有关的章节，来强调美国在构建国际管制制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以美国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大麻合法化案例来观察和研究美国毒品政策方面一些重要的转变和改革。纵观这些国家毒品政策发展的历史沿革，我们可以发现，包括美国在内，各个国家近些年的禁毒政策和毒品管制制度都在强调一个问题，那就是“变革”。诸多美洲国家一直以来受美国影响和支配的禁毒政策和毒品管制制度开始发生了转向，我们可以通过书中的几个例子来更好地认识这一过程：

自2005玻利维亚新任领导人Evo Morales上台后，玻利维亚的毒品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Morales发誓不再受美国支配实施严苛的毒品政策，在此之前，玻利维亚作为美国古柯的重要进口国，一直因为美国的压力而严厉打击本国的毒品原植物种植，并因此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权状况。Morales推动制定了新的毒品政策，允许本国农民在一定范围内种植数量有限的古柯植物。这种政策确实有效地改变了本国的经济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权侵犯问题。当然，玻利维亚的这种政策也招致了美国的反对和批评，从2008开始，玻利维亚就被美国列入了非禁毒合作国家的黑名单。

从之前15年整体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人权状况来看，哥伦比亚过去的禁毒政策确实是存在问题的，而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的政策制定者却一直反对改变当前的禁毒政策。但是最近几年，情况终于发生了改变，在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8]进行的和平谈判中，毒品政策问题被摆在了谈判桌上，成为谈判的六大聚焦点之一。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地方政府也开始努力改变传统的严厉的毒品管制政策，试图通过政府态度的改变来挽救和改变整个哥伦比亚的社会和人权状况。

2006年8月，巴西通过了一项法案，建立了新的毒品管制制度：the National System of Public Policies on Drugs。这项制度明显地将巴西毒品管制制度推向了崭新的层面，这项制度也试图改变已经在巴西实施了数十年的“反毒品”政策，而将其改变为“毒品管理政策”。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这种制度淡化了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差别，使得执法部门获得了更多自由裁量权，也导致了侵犯人权和刑罚过重情况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厄瓜多尔也加入了毒品战争的大潮，随着21世纪美国毒品政策的转向，厄瓜多尔开始跟随美国的脚步进行毒品去刑罚化活动，逐渐对毒品相关犯罪采用均衡的刑罚措施，甚至放开了一些毒品原植物的种植（或者说，管制不再如此严苛）。不过，由于30年的毒品战争导致的社会惯性，反对毒品合法化的声音依旧非常强烈，这也可能将对厄瓜多尔毒品新政策的推行起到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除了上述几个国家，在美国的主导下，危地马拉与秘鲁等国已经进行了长达30年的毒品战争，这些国家采取“以毒攻毒”、“以暴制暴”的方法对付毒品犯罪活动和毒品犯罪嫌疑人。而当前，在这些国家内部，毒品犯罪依旧猖獗，腐败横行，毒品政策仍然受制于国际条约和美国的压力。

但是，现如今，这些国家已经开始从国家内部寻找政策变革的机会和希望，能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实施毒品政策的改革活动。

透过上述这些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近些年美国禁毒政策的转向趋势（如部分州的娱乐用大麻合法化运动），近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毒品战争”也开始趋缓。于是，在拉美国家中，严苛的毒品管制制度和禁毒政策开始有所松动，通过政府和社会层面上的强制力打击不再是唯一的毒品管制手段，公共卫生政策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到毒品管制活动中来。

除了对上述这些问题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以外，本论文集的作者们也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对本国毒品政策和毒品管制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一定的预测分析。在当前国内有关拉丁美洲诸多国家毒品政策和毒品管制制度研究资料相对稀缺的情况下，该书能够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由上层规划到细微的社会层面对拉美地区进行分析，也希望能够通过介绍这样一本书，为国内与美洲地区毒品相关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

注释：

[1] 本文仅对该书两位编者做了简介，鉴于该书作为论文集，文章作者共有十八位，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

       [2]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历史学家，著有《规训与惩罚》、《性史》等，他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解读国家的行为，认为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是一门对“社会整体生命”的掌控技术。

[3] 此处所指的是广义的毒品战争制度，即以国家强制力来打击和限制毒品相关的活动。

[4]何塞·德·拉·克鲁兹·波菲利奥·迪亚斯·莫里（1830年9月15日-1915年7月2日）,墨西哥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也是拉丁美洲著名的“独裁总统”之一。

[5]在当时的墨西哥，许多地区存在着政府官员与毒品犯罪人员进行交易的活动，毒贩们通过贿赂地方统治者而获得在这些地区的保护，这些地域被称为“毒品灰色地带”。

[6]“突鹰行动”是指墨西哥政府发动的针对毒品原植物喷洒农药的行动，这场行动本身是墨西哥当局为了继续得到美国支持而进行的，但确实对毒品原植物种植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7]这里的“歧视”是指对亚裔（尤其是中国人）以及当地土著的歧视，拉丁美洲中的许多国家都是移民国家，而当地的众多土著部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一些古老的、需要用到毒品原植物的生活方式；而亚洲移民，尤其是中国移民中（主要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一批移民）很多人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这也导致的当地人对他们的歧视。

[8]该组织原属哥伦比亚共产党，后因贩毒走私等问题脱离了共产党自立，现为哥伦比亚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游击队。

（本文原载于《禁毒研究》第三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第303～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