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朋友圈被笑气刷了屏。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什么信息恐怕都会被有意识地传播、接受，以至于产生文字背后所期待的反馈。笑气到底要不要管制，以何种形式管制，在舆论与媒介的裹挟之下，从一个专业问题转换成了公共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好现象。民主立法和公民参与，历来是法律工作者喜闻乐见的现象，但是任何立法建言似乎都应当有一个根本的底线，那就是应当符合法治原则与立法目的，公共议题的讨论也概莫能外。

对于笑气，乃至于任何管制物质，似乎都不是公民所能讨论的范畴。相对于“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的朴素法感情也能触及的法律条文不同，毒品的管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体系。这当中不仅涉及拟管制物质的理化性质、医疗用途等自然属性，还可能涉及该物质的产生与泛滥历史以及公众容忍度等一系列人文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的认知恐怕只能停留在那些朋友圈文章所体现出的一部分字眼：瘫痪、失语、上瘾，小白鼠死得很快。

       然而这并不是管制某一物质的全部要素。如果以对人体造成损害来作为管制理由，砒霜显然可以上榜，然而砒霜并非毒品，这已然达成了共识，因为吃砒霜不能“上瘾”，毕竟人不是死了一次又来一次。事实上对人体可以造成损害的物质很多，烟草、酒精、网络游戏、谈恋爱分手，等等。难道这些都是毒品？有人说他们的损害程度更低，是这样吗？吸烟导致肺癌的几率要比不吸烟的人高出很多，喝酒也有猝死的危险，网络游戏也可能倾家荡产，失恋更是风险极大的行为，导致的结果不可预料。

笑气从发明没多久就成为医生们夜晚party的常客，风靡全欧洲

       站到国家的角度来说，“管制”意味着行政权介入到社会治理当中，而任何社会治理策略都应当符合比例原则——行政权的介入必要性，介入程度、密度和强度，都应当以尽可能小的付出，换取尽可能多的效益。这些效益可能会由异常复杂的元素构成，不仅仅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或者避免社会效益的贬损，还有公民法感情的维护与指引，甚至还包括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这些复杂的因素就意味着对于某种物质的管制，应当考虑多元化的因素。抛开物质本身的理化性质和医疗效用，还可能包括：该物质的滥用范围与程度、滥用的可能性、对于该物质的社会宽容度以及使用毒品管制体系管制该物质所能起到的作用。

       笑气的滥用无疑是会带来身体健康损害的，这在功能上与其他毒品差别不大。但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就认为它符合毒品的性质，显然过于草率。笑气在工业和医疗上都有用途，制备笑气的工艺也很简单，社会的容忍度本来就比较高，到星巴克喝杯咖啡也会在奶泡里充入笑气。如果有一天说这个是毒品，那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老百姓的观念不一定能接受——到咖啡店是去喝咖啡而不是去吸毒的。当然要真是具有毒品属性，老百姓的看法倒也不重要。但问题是，其次，毒品的管制并非纳入目录那么简单，而是形成了整个法律体系的联动。将某种物质列入毒品管制目录，好像是行政机关就能完成的一件事情（我不吹牛，可以去查《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但是一旦列入目录，就意味着《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戒毒条例》以及《刑法》的适用——吸笑气是吸毒，得有行政处罚；贩卖笑气是贩毒，得构成毒品犯罪；吸笑气到一定程度是吸毒成瘾，得采取戒毒措施。笑气辣么好制造，所以呢在家做一点笑气，就构成犯罪了（《刑法》347条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这恐怕和气枪大妈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给人的观感差不了太多。即便我们也能认可，那好，吸笑气到什么程度是成瘾，贩卖笑气多少可以法定刑升格，贩到多少能判死刑？好吧，这些都没有解决，假设我们也认为这不是事儿。那公安机关的业务里面至少得多一大块儿吧，抓吸笑气的卖笑气的制造笑气的，公安机关凭空多了一大坨业务，是不是想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即便我们仍旧不考虑这些，我们认为老百姓能接受，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慢慢也能有依据，公安机关精神百倍觉得多出来这么些业务根本不是事儿。那究极的问题来了，靠这些能不能遏制住笑气的泛滥呢？还是希望法律能发挥威慑力吧？问题是冰毒海洛因都没有因为管制而被控制，凭什么觉得对老百姓抵触程度更低的笑气进行法律管制就能发挥作用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纵或者漠视这样的现象，而是希望立法者多一些思忖和考量，媒介和舆论多一些客观和中立，老百姓多一些耐性和等待。法律不是过家家，人家有自发自为的体系和严格的程序，我们天天这么嚷，只能让它无所适从，反过来成为社会的绊脚石。

作者：包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