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群人，将毒品隔绝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他们或者冒着生命危险，与毒贩斗智斗勇；或者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治疗。

他们面对的是比一般刑事犯罪更要危险的贩毒。在跟踪取证过程中，毒贩会突然在行进中回头察看，一旦发现情况异常，会动用刀枪剧烈反抗。

她们的管教对象中，身染梅毒、结核等传染病的人员占比高达48%，她们与其近距离接触时却不能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他们是一群工作在禁毒一线，甚至不能公开姓名和图像的隐形勇士；她们是一群工作在戒毒一线，全年无休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感化康复的高墙内的“医生”。

马赛克、毒品和“病人”

今年6月，四川凉山一名缉毒警被毒贩伏击牺牲。网络上传的追悼会现场，视频中出现了让人动容的一幕：所有前来送行的同事，从头到脚打着厚厚的马赛克——因为他们的工作太危险了。

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的刑警王雷（化名），也有这样的隐蔽需求，他笑呵呵地拒绝了记者拍照。这个面目黝黑、略带倦容的汉子，桌子上的三部手机轮番响，他的几名同事正在异地跟踪一名毒贩，需要随时就突发情况汇报请示：抓还是不抓，什么时候抓，怎么抓。

说起抓毒贩，王雷的经验和教训都很多。2013年的一起案件中，他获悉嫌疑人有枪，每一步计划都格外慎重。经过长达一年的追踪，收网抓捕将在河北、四川、山西三地同时展开，王雷负责山西一路。因为担心在市区抓捕持枪嫌疑人会伤及无辜，王雷将围捕圈设在高速路的领卡处。

“原计划等嫌疑人车辆落下车窗准备领卡时，我们的车从后面堵住，我和另一位同事从窗口抓住嫌疑人一只手，不让他拿枪。”王雷咧嘴一笑，“没想到，嫌疑人壮得超乎想象，挣脱了。”

王雷和同事眼见嫌疑人挣脱，马上用两把枪顶在嫌疑人头上，大声喝令对方下车，另一组警察从车前猛砸挡风玻璃。但嫌疑人知道身负重罪，猛踩油门，先挂前进挡后挂倒挡，前后撞击阻挡车辆，试图逃窜。

嫌疑车巨大的甩力，把攥住车把手试图贴在车上的王雷甩了出去，又撞飞了警方用来堵截的捷达车和多辆无辜车辆。在一阵巨大的撞击和马达轰鸣声中，嫌疑车所有气囊爆出，零件散落一地，动弹不得。警方一拥而上将嫌疑人拿下。王雷和同事当场在这辆车上搜出仿五四手枪一把，冰毒500多克。

记者问王雷，抓捕这么凶恶的毒贩，是不是和电视上演的一样，浑身上下全副武装。王雷和他的同事都笑了：“那可是夏天，防弹衣很厚的，而且我们得让嫌疑人毫无察觉地进入包围圈，穿那个就暴露了。”

王雷从手机里调出一张同事刚发给他的照片：两名民警正面紧紧贴着墙壁。王雷说，民警住进了嫌疑人隔壁房间，在听嫌疑人打电话交易的内容，从而判断毒品交易量。这是另一起涉毒案件，几名民警跟踪嫌疑人跨多省交易，已经十余天没停过。

相比抓捕现场的刀光剑影，戒毒所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2月22日，手机、现金上缴后，通过一条狭长的铁丝网通道，记者跟随赵媛进入河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赵媛是河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一大队队长，和记者一样，只要进入管教区，赵媛不能带一件便装、一分钱、一部电子设备进入。理论上，连管教人员都受限制的区域，安全应该不成问题。事实上，来这里接受强制戒毒的女性中，高达48%的人员患有梅毒、结核等传染病。

这是一种隐形的危险。

戒毒所里的女警，一年365天，填满排班表上的一整年，所有法定节假日在这里没有效力。她们每天面对的就是戒毒所里因不同原因、吸食不同类型毒品、造成不同症状的戒毒女性。

如此工作环境，是否有相应防护措施？赵媛摇摇头：“其实在我们眼里，戒毒人员更像是病人。比如我们去看病，如果医生穿着防化服接待病号，我们心里是不是也不舒服？戴口罩也好，戴手套也好，都不利于与吸毒人员沟通。”

这种为戒毒人员考虑的做法，不能掩盖戒毒所里危险重重的现实。曾有一名患有梅毒的戒毒人员，因美容手术失败，造成鼻梁垫高部位感染，急需动手术。赵媛和同事送她去了多家医院，医生在了解患者病史后，多次拒绝收治。此时赵媛才意识到，在更多人眼里，她们的工作环境其实并不乐观。

借车侦查和戒断反应

省公安厅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6月以来，全省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100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01名，缴获各类毒品折合冰毒80公斤。而另一组数字是，全省禁毒民警只有290人。

一方面是警力不足，一方面是毒贩穷凶极恶。在办理涉毒案件中，就需要更多的智慧，拿下嫌犯的同时保护自己。

2016年4月，石家庄警方办理一起部督案件，一家化工作坊涉嫌非法加工制毒原料。但侦查中，警方跟踪的可疑运货车进入一处没有路灯的区域，远距离无法观察。

“两名禁毒民警想了个办法，提出爬到目标地点对面的麦子地里。那可是4月份，嫌疑车辆在凌晨时分进出，大风刮得呼呼响，他们愣是在地里趴了3个多小时，摸清了货车卸货装货的情况，为案件进展提供了重要参考。”省公安厅缉毒侦查支队支队长堵升臣说起这件事，眼神中满是心疼。

“熟悉我的人，现在都不愿意借车给我了。”王雷尴尬地笑着。

为了跟踪毒贩，总开一辆车，会被警惕的毒贩察觉，可去哪找那么多不新不旧的车？王雷就把朋友、家人、同学、同事的私家车借了个遍。

“有时候连人都得借。”王雷说，“正常人走路，就是一直往前走对吧？毒贩不一样，他走着走着猛一回头，四下看看接着走。跟近了不行，跟远了更不行，老是熟面孔还不行。我们就得上好几拨人跟，有男有女，干不同的营生，总之不能让嫌疑人察觉。”

曾被打掉的一家制毒工厂，毒贩安全措施严密，工厂养了多条狼狗，门前安装多处监控，侦查民警根本无法靠近。

王雷想了很多办法：骑着摩托偶尔路过，换辆皮卡继续路过。为了更长时间停留在可疑工厂附近，他甚至找了几个人到工厂周边扮农民抡锄头。

“这活儿暴利。为了逃避打击，嫌疑人会想尽各种办法和你对着干。可多1克毒品流到社会上，说不定就多毁了一个人。你想出来的办法就得比他多。”王雷说。

戒毒所民警，就见证了被毒品所毁的人和家庭。

李卫哲所在的戒毒所四大队，负责刚被送来的吸毒人员的生理脱毒，她目睹了太多生理脱毒期吸毒人员的不同戒断反应。“幻听、疑心，还有嗜睡的怎么也叫不醒。有始终吃不饱的，这么大的馒头一口气吃5个。”李卫哲俩手比画碗口大一个圈。

戒断反应不一样，甚至有传染病的戒毒人员身体普遍很差，免疫力低下，戒毒所根据每个吸毒人员的身体状况调配营养餐。“不同的阶段，有鸡蛋、牛奶、水果。我们从身心两方面帮助她们戒毒。”赵媛说，“挽救一个吸毒人员，说不定就是挽救一个家。”

赵媛前不久收到一条微信，只有五个字：“赵队，想你了。”发来微信的女子，曾在戒毒所戒毒两年。入所前，她的母亲一度因唯一的女儿屡次吸毒试图跳楼自杀。

“刚来的时候很难管，总觉得吸毒是她自己的事儿，别人管不着，反正忍两年就出去了。通过一次次交谈，从家庭谈到朋友到社会，她渐渐明白了，吸毒到底是谁的事儿，危害了谁。”赵媛回忆。

几个月前，这位戒毒人员离所。临走的时候，赵媛送给她一艘帆船模型和一本关于自控力的书。“她父母来接她那天，她父亲给我们鞠了一躬，拍着孩子的背说，我孩子回来了，回来了。”

不放过，不放弃

“2007年，我调到禁毒部门工作，当时听说哪儿查获毒品，还会有点好奇。现在的形势，让我们这些老禁毒都有点怕了。”堵升臣说。

以冰毒为例，过去动辄千元/克，而如今大多用化学品合成，大大降低了毒品的成本，市面上几百元就能买到一克。“以前是有钱人才吸，现在低收入阶层也可能吸，大多数是20至30岁的年轻人。”堵升臣惋惜地说。

从鸦片到海洛因到冰毒，毒品类型不断发展，有的还披着“价格便宜、不会上瘾”等伪装的外衣，诱惑更多人掉进吸毒这个坑。

戒毒所还有几名未成年人。该所大队长张冀伟说，戒毒所二大队已经有了00后，13岁开始吸毒，今年只有17岁。

如此严峻的形势，这些坚守在禁毒一线的人们禁毒缉毒的责任感也越发强烈。

“几乎所有的涉毒案线索都来自工作摸索，打击毒品犯罪，是个良心活儿。”堵升臣眉头一挑，额头满是褶。

的确，发生纠纷你会报案，手机丢了你会报案，在刑事犯罪中，涉毒案件的特点之一，就是罕有人报案。即使毒品市场上流通的毒品大多是0.7克冒充1克，购买到缺斤短两毒品的“受害人”也绝不会打110。

王雷在一起涉枪贩毒案件中，最初仅仅是抓获了一名吸毒人员王某，按照一般处理程序，进行治安处罚，送戒毒所强戒，王雷的工作就算完结了。

但王雷在审讯王某的过程中，得知王某的毒品来自一名叫赵某的嫌疑人。而且赵某的毒品似乎源源不断，零包贩卖的量很大。王雷开始对赵某进行调查，接着又发现，赵某背后还有贩卖更大量毒品的孙某。王雷顺藤摸瓜，经过长达数月的追踪部署，打掉一个跨省、涉案十余人的贩毒团伙。

不放过一个缉毒线索，也不放弃一个戒毒者。

戒毒所的管理工作也跳出了常规，本着一个都不放弃的原则，在帮助吸毒人员戒毒的过程中，管教们思考的是把对毒品的战斗前移：戒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接触的源头阻断，让更多的人了解吸毒的危害，防范应先于戒断。

“每年都会有因复吸而回到这里的吸毒人员。”张冀伟从戒毒人员的经历中发现，很多人对毒品的危害并不了解，“对戒毒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近76%的戒毒学员表示，之前在社会上接受的禁毒宣传教育与实际感受存在较大偏差。”这和长期以来的灌输式宣传毒品危害不无关系，听的人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今年6月，戒毒所成立了“闪亮的橘灯”禁戒毒公益宣讲团，到各高校和单位去讲课，宣讲吸毒的危害。

这个宣讲团的不同在于，他们不再干巴巴地讲道理，也没有请专家学者，而是通过戒毒所管教、吸毒人员和吸毒人员家属组团，大家从自身的经验、经历入手，现身说法进行宣讲，有案例有体会，让听众感同身受。

正如宣讲团所期待的，小橘灯虽小，希望能照亮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