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警察、高校学者、律师、禁毒社工……他们深知禁毒工作繁重艰巨、任重道远，却依然步伐坚定，迎难而上。因为他们明白：毒品流弊不除，人人都是受害者，自己就是清除毒品，制造毒品“断层”的人。
收麦子前的半个月，下场雨正好将罂粟花的花瓣打残，裸露的子房很方便提取汁液。这时，正当的、不正当的“劳作”都开始忙碌起来。
我国刑法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种植罂粟数量五百株以上的或者抗拒铲除的，或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应受刑事惩罚。
除了传统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外，人工合成毒品也屡见不鲜，更具伪装性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也让禁毒实践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
毒品流弊不除，人人都是受害者。这些制造“断层”的人，能截断毒品链条。
缉毒警察：
用小线索牵出大团伙
受到世界毒情全球化、多元化、严重化、复杂化特点的影响，我国正处于毒品问题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多发高发期和毒品治理集中攻坚期。
“禁毒工作繁重艰巨、任重道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禁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禁毒工作将承担巩固海洛因治理成果和应对合成毒品快速蔓延的双重压力。
而毒品犯罪网络庞大，上线下线关系错综复杂，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毒品交易的时间和空间不确定性非常大。这一系列难题，都需要心细如发的禁毒警察参与其中来一一破解。
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民警郭学刚和他的同行们善于从小线索中牵出大团伙。
2011年，从部队转业到公安队伍不久，郭学刚第一次碰上了毒品案子。他回忆是“杨某长期购买毒品”的一条群众举报引起了自己的注意。经过排查，老郭发现杨某警惕性很强，留下的所有资料都是“干净”的。
“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老郭琢磨着从杨某看似正常的日常行为中抓些线索。排查杨某的行动路线，发现其多次往返武汉的行程最为可疑，老郭分析他有可能是在武汉购买冰毒。找到了这个线索，此后一个个重要线索被逐一梳理出来，一个吸贩毒团伙的犯罪过程也渐渐明晰地呈现在侦查人员的面前。
毫无经验的禁毒“新手”能在细碎繁杂的资料中快速发现线索，同事们明白老郭不是瞎蒙靠运气。因为，要练成火眼金睛总要克服不为人知的障碍。在这个案件中，为了确保不漏过一个关键信息，郭学刚每天加班加点，甚至吃住都在办公室。不断调整工作方式，认真研究，剥茧抽丝，到案件侦破那天，仅记录材料用的笔记，老郭就积累了厚厚的三大本。
随着毒品犯罪在滨州发案率大幅提升，自2013年起，郭学刚负责毒品案件侦办工作。认真敬业总会有收获，几年来老郭和同事一起破获数百起吸贩毒案件。去年12月9日，滨州市公安机关破获的一非法生产重点制毒物品案令老郭印象深刻，该案缴获制造冰毒前体主要原料溴代苯丙酮1.98吨，制造冰毒的前体麻黄碱成品14公斤、半成品524公斤。
这一战果得益于“三年禁毒人民战争”的打响。去年12月2日，山东省“三年禁毒人民战争”部署会议召开，该省深挖幕后毒枭，连续破获一大批制贩毒品大案，共摧毁制毒厂点15处，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210名，缴获冰毒、甲卡西酮等毒品1.45吨，重点制毒原料6.32吨。
禁毒学者：
让关口前移造出“断层”
评析“三年禁毒人民战争”所取得的成果，李文君认为关键在于调动起了全民拒毒的主动性，老百姓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甚至到“动员人参与”，“能否把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直接关系到禁毒工作的成败”。
看到成果的同时，李文君更关注我国严峻的禁毒形势。
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吸毒人员250.5万名。其中，不含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死亡人员和离境人员。2016年，全国禁毒部门平均每天登记新吸毒人员达1250名。
面对这一快速增长的数字，李文君认为其与毒品的销售传播途径变得更为广泛有着很大的关系，非吸毒群体更容易接触毒品，首次尝试毒品行为就维持在较高水平。涉毒活动借助互联网和物流寄递平台大行其道。
“而此过程中，吸毒人员低龄化问题严重。”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群占60%的数据，不时刺激这位研究者的神经。李文君表示，“毒品滥用除区域扩大化、种类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问题外，低龄化的特点更为明显。”
她不止一次呼吁，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开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有助于未来吸毒群体出现“薄层”甚至“断层”，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吸毒人员层出不穷的问题。
值得高兴的是，国家禁毒办专门组织实施了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并制定出台了《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三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力求从理念、机制和方式方法上，进一步创新和完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禁毒实践经验证明，将青少年群体置于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突出位置，提升其自觉抵制毒品的能力，不仅有助于带动全民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还能够最大限度地萎缩毒品市场，从根本上遏制毒品问题的滋生。
有效治理毒品问题，不仅要打击毒品犯罪、减少毒品供应，更重要的是预防吸毒人员滋生、遏制毒品需求。因此，在禁毒战略布局上要把毒品防范放在第一位，坚持关口前移、防范在先，从根本上遏制毒品的滋生蔓延。毒品防范是最为经济的禁毒策略和措施，直接决定了禁毒工作的主动性。
李文君认为，目前，国家禁毒办启动实施的“6·27”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8·31”社区戒毒康复工程，都是借由毒品防范途径减少毒品消费，力求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毒品问题。
社工、律师：
愿意在困惑中前行
李文君的这一观点，北京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雷深以为然。他曾有个假设，如果早些年就成功实现“预防关口前移”，多年来困扰自己的一个官司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为一个毒贩辩护，整个过程让我心痛。”周雷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说。
前些年，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中年男子因为贩毒被判处死刑，村子里男女老幼集资为其打官司。“这个人并非十恶不赦，其实仅仅是一个无知的马仔”。
和乡亲打麻将时，这个“马仔”被“有活干不干”的吆喝声叫走。他对于运毒一知半解，只知道又多了一个挣钱的门路。就连被公安机关逮捕的时候，他或许都搞不懂自己为何大难临头。只剩下妻子，三个孩子，家徒四壁……请不起律师，全村人为他出谋划策，集资请来周雷律师。周雷律师分文未收，他把这些钱送给了“马仔”一家。
制贩、贩毒、运毒、吸毒这一链条上的人，享受“链条”带来的利益，也终将被“链条”收割。周雷很多时候在想，制贩毒人员可能大奸大恶，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马仔”，如果有其他的谋生手段，还会不会选择为虎作伥，还会不会因此送掉性命……
对毒品有思考的人，还有刘雪莉。作为一线希望成瘾者服务中心的项目总监，她忙于“成瘾者的救助”。6月20日，在和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沟通时，雪莉表述了自己的一些疑惑。
她介绍，成瘾者和很多感冒发烧的人一样，首先是一个病人，但是因为毒品问题诱发的重大交通事故、暴力杀人等社会治安和性病、艾滋病传播等公共卫生问题，让大众对其产生了更多警醒甚至是偏见。
有的人把成瘾者误认为是“坏人”，而某些成瘾者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不成功后，又被贴上了没毅力的标签。即便是很多脱毒成功的人，在求职就业中也存在诸多障碍，被用人单位劝退的状况时有发生。
“人们对成瘾者有误解在所难免，但有时出于管理需要制定的政策也成了新的‘枷锁’。”刘雪莉表示，2006年，公安部推出了一项名为动态管控的禁毒系统，收录了全国登记在册的所有吸毒人员和有毒品犯罪记录的人员信息，这一信息在全国公安系统内共享。被录入人在全国任何地方使用本人证件，系统就会自动预警，提醒辖区民警对其进行动态跟踪管理，以此减少毒品违法犯罪率。尽管2011年，这一规定理论上不再针对3年未复吸人员，但在实际生活中，戒断3年以上的人还是必须随时“接待”来访警察的各种突击盘查。
对于政策设计问题，李文君认为，禁毒战略的顶层设计是由政府职能部门主导的，但是政策落地的过程中需要走禁毒力量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各地在推行禁毒社会化的过程中，尤其要因地制宜、抓细抓小，总结提炼有效模式，才能实现长久、高效的毒品防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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